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欧亚大陆产业洗牌
发表时间：2015-03-12 浏览次数：1491次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革命。贫困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只有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亚洲大陆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繁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也会外溢到周边乃至全球，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发展红利向外扩散的通道。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市场，于沿线国家而言，这是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的契机。中国倡导的互联互通战略无疑会助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开放、透明、包容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完成产业的转移、培植与重构，在欧亚大陆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会带来欧亚大陆的一场产业洗牌。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11月APEC峰会召开之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地，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从倡议变成了行动。中国的战略意志和行动是一带一路的主心骨，这一战略一出台就被很多媒体打上了“马歇尔计划”的标签，认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但仔细比对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马歇尔计划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扶持欧洲的战略行动，是冷战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明确的对手，那就是苏联。
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经济秩序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杜鲁门主义的一次尝试。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后，杜鲁门主义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也有了施展的空间，对苏联扩张的任何一点进行抵制。此外，马歇尔计划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已分裂为两个体系，苏联及东欧附庸国并没有参与其中，美国的经济势力并没有延伸到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世界形成了两个平行市场。可以说，马歇尔计划是经济冷战的开始。当然，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确实消化了美国在战后的剩余产能，也推动了美元的国际化，但马歇尔计划背后的政治考量是主要动力所在。另外，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下，美欧联手打造大西洋共同体更具有迫切性，马歇尔计划更多的是欧洲的请求，有强烈的安全诉求。
一带一路的实施与马歇尔计划在逻辑上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一带一路的实施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提出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并没有共同的威胁(敌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经济发展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的，沿线国家能够接受一带一路，主要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不是获得安全保障。当然，随着贸易、投资关系的热络，安全合作也是题中之义，但一带一路并非安全驱动，安全合作毋宁说是经济合作的副产品。其次，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一，而且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与二战后的欧洲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欧洲在战后陷入经济困境，但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资源、技术实力还具备，为了配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欧洲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说，美国是与一个团结起来的欧洲进行合作。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阐述的，是要打造“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内涵的五通工程。二战后的欧洲需要的是食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而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铁路、公路、电信、电网等，中国向沿线国家输出的是基础设施，对所在国家的经济推动力更大。
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在逻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在具体实施的细节和技巧上可以借鉴，更加透明、开放的合作形式，有利于建立互信，让民间资本、企业参与其中也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培育有效运转的市场。
一带一路的“三环结构”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新的对外开放体系的建构，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国内沿线省市的开放与发展;中国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体系;以及包括中东、欧洲在内的大周边合作体系，可以说是三环相扣的开放经济体系。三环之间的贯通与互动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归根结底，需要打破三环之间的界限，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之上的多边合作战略，国内省市是具体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后，沿线省市都在积极“卡位”，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沿线省市积极争取“名分”，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等等，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成为国内区域发展的概念股，受到追捧，但是在概念热的背后缺少精准的定位。一带一路既是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蓝图，更是三环开放体系的关键一环。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环，并不仅仅是沿线省市的专利，也不是西部大开放的再版，而是构建中国产业、资本、商品走出去的战略通道。如果产业雷同、定位相似，概念上的创新并不能真正充实一带一路的内涵。一带一路首先需要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布局，不只是依靠大项目、优惠政策，而是要发挥各自地区的优势，在一带一路的三环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为了统筹国内这一环，需要制定更加可行的发展战略，既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内耗。
于中国经济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一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到了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从贸易国家向金融国家转型。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也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不振，中国多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而依靠内需又无法消化这些过剩产能，因此需要在外部寻找新的市场空间，转移过剩产能，同时为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提供腾挪空间。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具有可传播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贸易和交流的成本，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未来亚洲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建投入，这反映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巨大的短板就是基础设施短缺。印度、印尼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都出台了规模巨大的基建计划。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短板正好可以与中国过剩的产能相对接，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中国基建产业可以在亚洲8万亿美元的市场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而这些国家的基建水平提升之后，也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国际市场。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中国周期，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的需求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颇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市场，从出口向进口转移。不仅中国希望国际市场对中国开放，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完备性也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必然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市场的一体化，中国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助力。除了中国与东盟要打造钻石十年、建立自贸区的升级版之外，还有正在规划中的各种经济走廊，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等，这些经济走廊是中国国内经济开放体系的外延，尤其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高铁之于欧亚大陆的意义不亚于马镫之于草原时代，会带来一场陆上交通的革命。众所周知，马镫确立了游牧民族对草原的掌控，帆船使海权国家更胜一筹，而铁路网络又赋予了陆上国家活力，高铁将引领陆上交通进入新时代。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也因此可以扮演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纽带的角色。中国与俄罗斯、泰国等签署了高铁建设协议，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产业是一带一路的“骨骼”，贸易、资本、人文交流使这个网络更加血肉丰满。
一带一路的最外环包括欧洲经济圈和太平洋地区，实现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2014年年末，习近平主席访问南太平洋岛国，多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印尼、新西兰也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的边界逐渐廓清。就现实的经济联系而言，中国与欧洲、美国的贸易量更大，联系更紧密，欧美依然是全球金融、技术中心，中国无意于挑战这一格局和规则，但是希望能够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多元、开放和公平，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性选择，比如融资、市场等。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三环互动，才可以真正运转起来，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支点，融入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新构想。
一带一路的“燃料”
一带一路的三环结构要运转起来是需要燃料的，中国是主要的发动机，但是如同动车组一样，不止有一个车头带，而是一组牵引动力，这样才能高速、稳定地运转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及上合组织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而中国的特色大国外交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合作理念。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主要用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这些国家的基建提供融资。于中国而言，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财富也是负担，如何保值增值是个问题。一带一路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提供了选择。中国为这些国家的基建进口提供融资，将中国的产能变成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债券，既能消化这些产能，又能从后续的基建服务与管理中获得利润。当然，基建对于进口国的经济拉动作用更大，据经济学家俞平康测算，1个单位的基建投入，能够拉动上游产业1.89个单位的扩张，而对下游产业的推动则有3.05个单位供给扩张。比较起来，基建出口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要比消化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效果更明显。与马歇尔计划相比较，基建出口的带动效果就更突出了，马歇尔计划中有88亿美元用于货品采购，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对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只是切实地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
中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基建出口的基石所在。中国质量、中国速度是基建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从中国向西看，中亚、中东诸国多是自然资源出口国，工业体系不完整，基建需要进口。另外，中国需要能源和矿产，中国与中亚各国建立的油气管道已经投入运营，形成互补。当然，这些国家也会有种种担忧，资源开发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要建立完善稳固的工业体系，中国、德国等国之所以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便缘于此。
与基建出口相适应的还有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从资本匮乏国家变成资本富余国家，一带一路也是人民币出海的通道，中国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也在多个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借鉴马歇尔计划的经验，人民币可以用于基建出口的融资，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域。国际金融危机也让各国看到了美元霸权的任性，美联储只是美国的央行，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通过美元这一管道可以有效转嫁危机。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周期上的时间差，也造成了美元是美国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会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人民币流通圈，这对美元是个不小的挑战。当然，成败在于人民币是否会建成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取决于人民币的信用和开放性。
一带一路还需要人心相通，只有拥有可以共享的理念，合作才能持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指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2013年底，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蒙古访问期间，习近平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树立了不同于美国的大国形象。一带一路不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声息相同的命运共同体。亚洲缺少集体安全机制，在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写入了亚信峰会的联合声明之中。
经济、道义和安全是一带一路的三大要素，也是使三环结构得以顺利运行的“燃料”。战略图景已经框定，关键在于实施和实干。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要求尽早确定今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计划和领域。通过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起来。只有真诚、透明、可信的行动才能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承载资金、货物与道义的网络，为欧亚大陆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11月APEC峰会召开之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地，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从倡议变成了行动。中国的战略意志和行动是一带一路的主心骨，这一战略一出台就被很多媒体打上了“马歇尔计划”的标签，认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但仔细比对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马歇尔计划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扶持欧洲的战略行动，是冷战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明确的对手，那就是苏联。
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经济秩序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杜鲁门主义的一次尝试。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后，杜鲁门主义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也有了施展的空间，对苏联扩张的任何一点进行抵制。此外，马歇尔计划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已分裂为两个体系，苏联及东欧附庸国并没有参与其中，美国的经济势力并没有延伸到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世界形成了两个平行市场。可以说，马歇尔计划是经济冷战的开始。当然，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确实消化了美国在战后的剩余产能，也推动了美元的国际化，但马歇尔计划背后的政治考量是主要动力所在。另外，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下，美欧联手打造大西洋共同体更具有迫切性，马歇尔计划更多的是欧洲的请求，有强烈的安全诉求。
一带一路的实施与马歇尔计划在逻辑上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一带一路的实施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提出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并没有共同的威胁(敌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经济发展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的，沿线国家能够接受一带一路，主要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不是获得安全保障。当然，随着贸易、投资关系的热络，安全合作也是题中之义，但一带一路并非安全驱动，安全合作毋宁说是经济合作的副产品。其次，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一，而且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与二战后的欧洲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欧洲在战后陷入经济困境，但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资源、技术实力还具备，为了配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欧洲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说，美国是与一个团结起来的欧洲进行合作。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阐述的，是要打造“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内涵的五通工程。二战后的欧洲需要的是食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而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铁路、公路、电信、电网等，中国向沿线国家输出的是基础设施，对所在国家的经济推动力更大。
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在逻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在具体实施的细节和技巧上可以借鉴，更加透明、开放的合作形式，有利于建立互信，让民间资本、企业参与其中也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培育有效运转的市场。
一带一路的“三环结构”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新的对外开放体系的建构，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国内沿线省市的开放与发展;中国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体系;以及包括中东、欧洲在内的大周边合作体系，可以说是三环相扣的开放经济体系。三环之间的贯通与互动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归根结底，需要打破三环之间的界限，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之上的多边合作战略，国内省市是具体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后，沿线省市都在积极“卡位”，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沿线省市积极争取“名分”，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等等，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成为国内区域发展的概念股，受到追捧，但是在概念热的背后缺少精准的定位。一带一路既是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蓝图，更是三环开放体系的关键一环。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环，并不仅仅是沿线省市的专利，也不是西部大开放的再版，而是构建中国产业、资本、商品走出去的战略通道。如果产业雷同、定位相似，概念上的创新并不能真正充实一带一路的内涵。一带一路首先需要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布局，不只是依靠大项目、优惠政策，而是要发挥各自地区的优势，在一带一路的三环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为了统筹国内这一环，需要制定更加可行的发展战略，既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内耗。
于中国经济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一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到了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从贸易国家向金融国家转型。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也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不振，中国多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而依靠内需又无法消化这些过剩产能，因此需要在外部寻找新的市场空间，转移过剩产能，同时为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提供腾挪空间。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具有可传播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贸易和交流的成本，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未来亚洲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建投入，这反映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巨大的短板就是基础设施短缺。印度、印尼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都出台了规模巨大的基建计划。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短板正好可以与中国过剩的产能相对接，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中国基建产业可以在亚洲8万亿美元的市场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而这些国家的基建水平提升之后，也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国际市场。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中国周期，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的需求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颇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市场，从出口向进口转移。不仅中国希望国际市场对中国开放，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完备性也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必然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市场的一体化，中国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助力。除了中国与东盟要打造钻石十年、建立自贸区的升级版之外，还有正在规划中的各种经济走廊，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等，这些经济走廊是中国国内经济开放体系的外延，尤其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高铁之于欧亚大陆的意义不亚于马镫之于草原时代，会带来一场陆上交通的革命。众所周知，马镫确立了游牧民族对草原的掌控，帆船使海权国家更胜一筹，而铁路网络又赋予了陆上国家活力，高铁将引领陆上交通进入新时代。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也因此可以扮演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纽带的角色。中国与俄罗斯、泰国等签署了高铁建设协议，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产业是一带一路的“骨骼”，贸易、资本、人文交流使这个网络更加血肉丰满。
一带一路的最外环包括欧洲经济圈和太平洋地区，实现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2014年年末，习近平主席访问南太平洋岛国，多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印尼、新西兰也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的边界逐渐廓清。就现实的经济联系而言，中国与欧洲、美国的贸易量更大，联系更紧密，欧美依然是全球金融、技术中心，中国无意于挑战这一格局和规则，但是希望能够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多元、开放和公平，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性选择，比如融资、市场等。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三环互动，才可以真正运转起来，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支点，融入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新构想。
一带一路的“燃料”
一带一路的三环结构要运转起来是需要燃料的，中国是主要的发动机，但是如同动车组一样，不止有一个车头带，而是一组牵引动力，这样才能高速、稳定地运转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及上合组织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而中国的特色大国外交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合作理念。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主要用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这些国家的基建提供融资。于中国而言，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财富也是负担，如何保值增值是个问题。一带一路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提供了选择。中国为这些国家的基建进口提供融资，将中国的产能变成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债券，既能消化这些产能，又能从后续的基建服务与管理中获得利润。当然，基建对于进口国的经济拉动作用更大，据经济学家俞平康测算，1个单位的基建投入，能够拉动上游产业1.89个单位的扩张，而对下游产业的推动则有3.05个单位供给扩张。比较起来，基建出口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要比消化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效果更明显。与马歇尔计划相比较，基建出口的带动效果就更突出了，马歇尔计划中有88亿美元用于货品采购，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对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只是切实地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
中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基建出口的基石所在。中国质量、中国速度是基建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从中国向西看，中亚、中东诸国多是自然资源出口国，工业体系不完整，基建需要进口。另外，中国需要能源和矿产，中国与中亚各国建立的油气管道已经投入运营，形成互补。当然，这些国家也会有种种担忧，资源开发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要建立完善稳固的工业体系，中国、德国等国之所以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便缘于此。
与基建出口相适应的还有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从资本匮乏国家变成资本富余国家，一带一路也是人民币出海的通道，中国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也在多个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借鉴马歇尔计划的经验，人民币可以用于基建出口的融资，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域。国际金融危机也让各国看到了美元霸权的任性，美联储只是美国的央行，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通过美元这一管道可以有效转嫁危机。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周期上的时间差，也造成了美元是美国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会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人民币流通圈，这对美元是个不小的挑战。当然，成败在于人民币是否会建成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取决于人民币的信用和开放性。
一带一路还需要人心相通，只有拥有可以共享的理念，合作才能持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指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2013年底，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蒙古访问期间，习近平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树立了不同于美国的大国形象。一带一路不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声息相同的命运共同体。亚洲缺少集体安全机制，在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写入了亚信峰会的联合声明之中。
经济、道义和安全是一带一路的三大要素，也是使三环结构得以顺利运行的“燃料”。战略图景已经框定，关键在于实施和实干。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要求尽早确定今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计划和领域。通过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起来。只有真诚、透明、可信的行动才能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承载资金、货物与道义的网络，为欧亚大陆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